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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处的三伏便是指“三伏天”，也就是“初伏、中伏和后伏”，是一年中盛暑后最热的天气。

　　现在我们已进入“中伏”，天空上毒辣的日头威力依旧，把各地朋友热得叫苦不迭。不过，大家伙儿也別叫屈，毕竟这样的“苦头”，制定“三伏日”的老祖宗们就吃过不少。他们不仅早早拉响了“三伏天”的“警报”，甚至，还将伏日发展成了专门的“节日”。

　　“伏”，本身是一个会意字。据考证，金文中的“伏”字便是左上方一个“人”字，右下方一个“犬”字，后来虽然经历了字形演变和发展，却始终没有脱离“人”与“犬”。

　　这倒是和“三伏日”的历史有所映照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有载，秦德公二年（前676），“初伏，以狗御蛊。”这说的便是秦德公因天气炎热，定下了“伏”日，开始供奉“伏神”，并在这一天以狗祭祀。

　　不过，要说起“伏”的真正来历，却离不开古代的纪日方法。《初学记》就曾引《阴阳书》云：“从夏至后第三庚日起为初伏，第四庚为中伏，立秋后初庚为后伏。”意思是伏日的确定离不开“庚”日，而“庚”日正是由古人通过“天干地支”纪日法所确定。所谓“干”即十个天干字：“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”，“支”则为十二个“地支字”：“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”。古人习惯将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排列，用于记述年、月、日、时，其中，凡是带有“庚”字序号的日期便是“庚日”。

　　至于为什么要确立“三伏”，说法倒是不少。比如，唐代学者张守节就曾推测过秦德公定下伏日的用意，称：“伏者，隐伏避盛暑。”颜师古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：“伏者，谓阴气将起，迫于残阳而未得升，故为藏伏，因名伏日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伏”是阴气受阳气所迫无奈“藏伏”地下，这段时间盛暑难耐，气温最高。另外，从秦代开始，“五行相生相克”说便开始流行，人们一般认为，“夏季”对应于“火”，秋季则对应着“金”，虽然夏去秋来是必然规律，但三伏天正值酷暑，其克星秋季也只得耐下性子，“金”也只能“伏藏”，这便有了“伏者何？金气伏藏之日”的说法。除此之外，“伏天”还被古人当成躲避厉鬼的日子。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就有记载：“伏日万鬼行，故尽日闭，不干他事。”

　　能够确定的一点是，自“三伏日”确定以来，就一直有着很强的“存在感”，以至于历来文人墨客都喜欢对三伏天说上几句。比如晋代潘岳写下的“初伏启新节，隆暑方赫羲”。宋代的尤袤也曾在“三伏天”为公事奔走，实在忍受不了酷暑而在文中“大倒苦水”：“清风不肯来，烈日不肯暮。”陆游在《苦热》中的描述就更形象了，称：“无因羽翮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直言烈日暑热无处可避，愣是把自己逼得“蒸了个桑拿”，如同坐在蒸锅里一般难熬。一旦度过这段“苦”日子，迎来“出伏”，大家的快乐也会“溢于言表”。比如诗圣杜甫的描绘：“三伏适已过，骄阳化为霖。”宋代文人唐庚也留下“三伏光阴过，初秋宇宙新”的感慨。

　　不过，这些只能算古人“三伏”故事的冰山一角。不夸张地说，和“三伏日”的相遇、相伴和共处，并不只驻留在字里行间，反而蔓延为了老祖宗们再熟悉不过的烟火日常。

　　在秦汉时期，“伏日”成了民间会特别庆祝的节日。西汉杨恽便在《报孙会宗书》记载了“伏日”大家伙儿奏乐唱歌，喝酒吃羊的快乐时光：

　　“田家作苦，岁时伏腊，烹羊魚羔，斗酒自劳。……奴婢歌者数人，酒后耳热，仰天祔缶，而呼乌乌”

　　这种认真劲儿延续到了唐代，据刘恂在《岭表录异》中的表述，唐时岭南地区的民众仍然看重“伏日”，甚至将“伏日”视为和冬至、春节同样重要的地位。

　　不过，度“伏”也不一定都是敲敲打打、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，古人们也曾遵循“隐伏避盛暑”的中心思想，减少自身的活动，安心居家“躲避”暑热。比如前文提到的汉代伏日“不干他事”的要求，据说当时人们的习俗也是如此，提倡民众在自己家过三伏，不要轻易去他人家打扰。这种做法在晋代程晓的诗歌中得到印证，这首诗不仅记载了三伏时节“道路无行车”之景，以及人们“闭户避暑卧，出入不相过”的现象，还“现挂”了一位不懂事理的“褦襶子（nài dài zǐ，指不晓事的人）”，谴责其不懂规矩，三伏天还到处串门，犯了不小的忌讳，搞得主人家“颦蹙奈此何”。

　　至于“躲”在家里干什么？古人们的答案是：养生呀！根据中医《内经》的说法， 三伏天时天气炎热，阳气最旺盛，人体“气易行，血亦泻”，机体代谢正是旺盛之日，在这时候贴膏药，药性最容易从皮肤渗透进入穴位经络，最终达至病处，对相应的脏腑“扶正祛邪”。利用这种原理，中医还发展出了“三伏灸”的疗法。便是在一年中最热的三天（即头伏、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），用辛辣药物贴敷在人体的特定穴位，起到治疗的作用。

　　“外敷”以外，“内服”也是个好法子。围绕着“三伏天”，古人也想出了不少“食补”的法子。根据《荆楚岁时记》的描述，魏晋以后，人们在伏日应该作“汤饼”，也就是水煮的面食，以此辟热毒和厉鬼。北方民众还对入伏后的饮食有着特别“要求”——“初伏水饺，二伏面条，至三伏则为饼，而佐以鸡蛋，谓之贴伏膘。”这种习惯延续至今，成了北方朋友仍颇为熟悉的俗语：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。”

　　是否进补另谈，古人对“三伏天”最普遍的要求便是“饮食清淡”，即便做不到，也至少得饮用一些“清凉之物”。沈榜《宛署杂记》曾记载了“六月六收藏井水”的习俗：

　　据考证，这种做法就起源于南朝伏日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为了“贪”这口“凉”，人们想出了更“绝”的法子——“冰鉴”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这些“冰鉴”是时人专门在盛暑时分用来盛冰冻酒的器皿。王仁裕还在《开元天宝遗事》里描绘了人们在“伏日”饮冰食果，尽享“清凉”的景象——

　　即便是“囊中羞涩”的寻常百姓家也有“降温”的良方，便是喝“六一散”，这是一种由甘草等药材配成的饮品，专门用于消暑解毒。

　　真要说起“三伏日”的民间盛景，还要看清人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的描绘。在他的笔下，酷暑难耐似乎敌不过人间氤氲的热闹烟火，纵是烈日当空，人们也是各为其事，自得其乐——

　　好施者，于门首普送药饵，广结茶缘。街坊叫卖凉粉、鲜果、瓜、藕、芥索粉，皆爽口之物。什物则有蕉扇、苎巾、麻布、蒲鞋、草席、竹席、竹夫人、藤枕之类，沿门担供不绝。土人剪纸为方圆六八角灯，及画舫、宝塔、舟车、伞扇诸式，或以鸭卵空其中，粘五色楮彩画成鱼，穴孔纳萤，谓之“萤火虫灯”，供小儿嬉玩。浴堂亦暂停爨火。茶坊以金银花、菊花点汤，谓之“双花”……

　　事实上，上述种种只能说是古人“三伏”故事的常规“版本”，还有些名人名士，过出了不一样的“三伏日”。

　　胆大却颇具智慧的，要数西汉名臣“东方朔”。《东方朔传》中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一次三伏天，汉武帝考虑群臣辛苦，特地给大家“送福利”，为大臣们发肉过节。无奈负责分肉的官员迟迟不到，别人还好，唯独东方朔实在等不及了，便自己上手，拔剑分了一块儿。面对众人的惊异，东方朔还“振振有词”，称“三伏天”肉最容易坏，大家快些分好快些回家，才是良策。此事传到了汉武帝耳中，自然引得皇帝不悦。受到问责时，东方朔却不慌不忙地做起了“自我检讨”：

　　“东方朔呀，东方朔！受赐却不等诏书下来，你这是无理行为呀！拔剑割肉，多么豪壮呀！割肉不多，多么廉洁呀！送肉回家给妻子吃，多么仁爱呀！”

　　比起东方朔的快乐，魏文帝曹丕就有点“无故找事”了。据记载，曹丕的女婿何晏生得俊朗，尤其肤色很白，愣是让曹丕怀疑何晏是脸上抹了粉。尽管何晏满腹“委屈”，曹丕就是不信，还想到了一个“好方法”，在最热的三伏天请何晏吃汤饼，看他脸上的“妆”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可让曹丕没想到的是，三伏天吃热汤饼，何晏确实浑身大汗淋漓，可脸色并无大变化，反而还白里透红更好看了。这下曹丕也不得不承认，对方真是“天生丽质”。

　　同样好“热食”的还得加上晋朝的谢安。据说他尤其喜欢在“三伏天”吃热白粥，当时有客人来拜访，即使摇着扇子仍然汗流浃背，反观谢安，却是端着一碗“热白粥”吃得津津有味，似乎压根儿不觉得热。

　　传闻中“宋半仙”的三伏故事就更不同凡响了。据说此人生活在乾隆年间，是清河县油坊村人士，被人们称为“宋半仙”。一次夏播时节，人们遭遇大旱，三伏天更是滴雨未有。在这样的“坏天气”里，宋半仙却喊来两个邻居去田里试种荞麦。面对众人的好奇和讨论，宋半仙愣是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种植荞麦。没想到，到了秋天，这块试验田却是喜获丰收。原来，宋半仙读书多，知识丰富，知道荞麦喜温不喜寒，三伏天播种，天气暖和，不会冻伤籽粒，更适合荞麦生长。后来，大家都学习了他的方法，改在三伏天种植荞麦。虽是传言，却并非“妄言”。清代《潘丰豫庄本书》中还真有着三伏天的种植“教程”，专门传授人们在盛暑浇灌作物的方法。

　　这些“传奇”轶事却也揭开了贯穿古今的“三伏”的谜底。换句话说，尽管古时候生产力不发达，可面对多变而复杂的气候现象，大家硬是凭借着丰富的劳动实践和生活经验，总结出了各种规律。“三伏”种种，或许就是大家面对气候转变，为应对农时、保全健康而展开的直白而朴素的体认与智思。

　　1、田东江《当时只道是寻常：传统中的文化特质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,2021

　　3、栗元周主编,《细说二十四节气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6.06,第238页

　　9、艾君《“三伏日”与“夏暑秋”间有怎样的关联呢?——谈谈“三伏日”的民俗历史渊源[J]》.工会博览,2022,(20):37-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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